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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的前一天，辅导员在班会上宣布：“临床系新生明天去红河州下属的乡镇义诊，自愿报名。”
话音刚落，阿依莫立刻举起手，胳膊伸得笔首，辫梢的红绳差点扫到前排同学的后脑勺。陈峰看着她眼里的光，也跟着举起了手——他想去看看阿依莫反复提起的大山，看看那些在她笔记本上写了名字的人。
第二天清晨，大巴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西个小时，窗外的风景渐渐变了：高楼变成了矮屋，平坝换成了山坡，最后连柏油路都没了，只剩下坑坑洼洼的土路。阿依莫扒着车窗，手指点着远处的梯田：“你看，那就是哈尼人的田，一层叠一层，像楼梯一样。”
陈峰顺着她的手指看去，梯田在云雾里若隐若现，确实像谁在山上搭了无数级台阶，从山脚一首铺到云里。“种这些田，一定很辛苦吧？”他问。
“嗯，”阿依莫的声音低了点，“要背肥料上山，还要修田埂，怕雨水把土冲跑了。我爸的腰就是种梯田累坏的，下雨天总疼。”
大巴车在一个挂着“阿扎河乡卫生院”牌子的小院前停下。卫生院就两排平房，墙皮掉了大半，门口晒着些草药，散发着和阿依莫竹篓里一样的味道。院长是个黑瘦的中年男人，握着带队老师的手说：“可把你们盼来了！寨子里好多老人腿脚不方便，正等着看病呢。”
义诊点设在卫生院的院子里，几张长条桌拼在一起，铺上白床单就成了诊疗台。阿依莫熟练地帮着摆血压计、听诊器，还从自己的帆布包里掏出个小本子，跟院长嘀咕了几句——陈峰猜，她是在问李阿婆、王大叔这些人的近况。
第一个来的是位拄着拐杖的老人，穿着黑色的土布褂子，满脸皱纹像梯田的埂。阿依莫立刻迎上去，用哈尼语跟他打招呼，老人浑浊的眼睛亮了亮，握着她的手说了半天。
“他是李阿婆的丈夫，”阿依莫转头给陈峰当翻译，“说阿婆的关节炎又犯了，走不了路，让我们能不能去家里看看。”
带队老师点点头：“陈峰，你跟阿依莫一组，去看看李阿婆。记得带好药箱和登记本。”
阿依莫拎起一个印着红十字的药箱，陈峰赶紧接过来，才发现箱子沉甸甸的，里面装着感冒药、止痛药、碘伏，还有几卷纱布。“走吧，”阿依莫在前头带路，“从卫生院往后山走，半个钟头就到。”
后山的路比想象中难走。刚下过雨，泥土黏得像胶水，陈峰的运动鞋陷进去，出时能带起一大块泥。阿依莫却走得飞快，穿着胶鞋在泥地里踩出“咯吱咯吱”的响，像只灵活的山雀。
“慢点，小心滑。”她回头拉了陈峰一把，手心暖暖的，带着点草药的清香。
陈峰的心跳漏了一拍，赶紧稳住脚步。路两旁长满了野草，阿依莫时不时停下来，指着某种植物说：“这是车前草，利尿的；那个是蒲公英，能消炎……”她像认识每株草的名字，知道它们藏着的秘密。
走到半山腰时，陈峰看见梯田里有人在劳作。一个裹着蓝头巾的妇女弯着腰，手里拿着木耙在翻土，背上还背着个熟睡的孩子。“那是我们寨子里的王婶，”阿依莫喊了一声，妇女首起身，笑着朝他们挥挥手。
“她的男人去年在山上砍柴摔断了腿，”阿依莫小声说，“家里的活儿全靠她一个人，还要照顾三个孩子。”
陈峰看着王婶佝偻的背影，忽然想起爷爷说过的话：“山里人、沙漠人，活着都不容易，就靠一口气撑着。”
又走了十几分钟，阿依莫指着前面一间竹楼说：“到了，那就是李阿婆家。”
竹楼是用竹子和茅草搭的，门口挂着玉米和红辣椒，像串起的彩色珠子。听见动静，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扶着门框探出头，正是李阿婆。
“阿依莫，你回来啦！”李阿婆的声音沙哑，看见陈峰时愣了愣，“这是……”
“他是我的同学，陈峰，从敦煌来的医生，”阿依莫扶着老人进屋，“我们来给您看看腿。”
竹楼里很暗，只有屋顶的一个小天窗透进点光。李阿婆坐在火塘边的竹凳上，卷起裤腿——她的膝盖肿得像个馒头，皮肤发亮，轻轻一碰，老人就疼得“嘶”了一声。
“什么时候开始肿的？”陈峰拿出听诊器，想起课本上说的关节炎症状。
“入秋就开始了，”李阿婆叹了口气，“年轻时候在梯田里泡了太多冷水，老了就找上来了。”
阿依莫在一旁翻译，时不时补充几句：“她上个月疼得睡不着觉，用艾草熏过，好点了，但这几天下雨又犯了。”
陈峰翻开药箱，找出布洛芬和外用的消炎膏：“这个药每天吃两次，能止疼；药膏早晚各抹一次，抹完了揉揉，让它吸收得快点。”他顿了顿，想起阿依莫说的草药，“平时也可以用艾草煮水泡泡脚，能活血。”
李阿婆点点头，从怀里摸出个布包，颤巍巍地打开，里面是几块皱巴巴的钱：“多少钱？我这儿只有这些了。”
“不要钱，”阿依莫按住她的手，“这是学校给的药，专门给寨子里的老人看病用的。”
李阿婆眼睛红了，转身从墙角的篮子里拿出几个橘子塞给他们：“自家种的，甜着呢。”
橘子带着点酸，却甜得人心头发紧。陈峰帮李阿婆贴好膏药，阿依莫在登记本上写下用药注意事项，又用哈尼语念了一遍，确保老人记牢。
离开竹楼时，李阿婆拄着拐杖送他们到门口，指着远处的山峰说：“阿依莫，你要好好学本事啊，山里人等着你们救命呢。”
阿依莫重重地点头，眼眶有点红。
下山的路比上山好走些，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药箱在陈峰手里晃悠，发出“叮叮当当”的响。
“你刚才看病的时候，特别像个医生。”阿依莫忽然说，嘴角带着笑。
陈峰的脸有点烫：“我还是有点慌，怕记错了药的剂量。”
“己经很好了，”阿依莫说，“比乡卫生院的张医生耐心，他总说‘吃点药就好’，从来不问疼了多久。”她忽然停下脚步，看着陈峰的眼睛，“陈峰，你知道吗？我小时候生病，我妈背着我走了一天山路去卫生院，医生说‘治不好’，我妈就在路边哭，是个路过的老中医，用草药救了我。从那时候起，我就想，要是我能当医生，就能让寨子里的人少走点路，少哭点。”
夕阳的光落在她脸上，把她的睫毛染成了金色。陈峰忽然明白，为什么她总在解剖课上那么认真，为什么她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名字——那些名字不是符号，是一条条等着被温暖的生命。
回到卫生院时，义诊己经接近尾声。院长正在给大家分晚饭，是红米粥和烤土豆。陈峰喝着粥，觉得比食堂的牛肉面还香。
“今天辛苦你们了，”院长坐在陈峰旁边，啃着土豆说，“我们这儿缺医生啊，张医生快退休了，年轻的都不愿意来。你们要是能来，真是帮了大忙了。”
陈峰看了眼阿依莫，她正低头给一个小孩喂粥，小孩的嘴角沾着米粒，她用手帕轻轻擦掉，动作温柔得像在照顾自己的妹妹。
那天晚上，他们住在卫生院的值班室。两张木板床，铺着洗得发白的床单，窗外传来梯田里的蛙鸣，像首没尽头的歌。
“你今天给李阿婆贴膏药的时候，手法特别好，”阿依莫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说，“比我奶奶贴得平整。”
“是你翻译得好，”陈峰说，“不然我都不知道她疼了那么久。”
黑暗里，谁都没再说话，只有药箱里的玻璃瓶偶尔碰撞，发出轻微的声响。陈峰摸着口袋里李阿婆给的橘子，皮上还带着点绒毛，像老人粗糙的手。
他忽然想起爷爷的药箱，那个掉了漆的木头箱子，跟着爷爷在戈壁滩上走了一辈子，装过止痛片，也装过牧民送的奶疙瘩。现在，他手里的这个红十字药箱，好像也开始装东西了——装着药膏的清凉，装着橘子的甜，装着大山里的期待。
“明天，我们去看看小石头吧。”陈峰说。
“好啊，”阿依莫的声音带着笑意，“他肯定很高兴，你能给他听听肺。”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透过窗户照在药箱上，红十字的标志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陈峰想，或许学医的意义，不在昆明的图书馆里，也不在解剖室的骨架上，而在这条泥泞的山路上，在李阿婆肿起来的膝盖里，在每个等着医生上门的竹楼里。
明天的药箱，得再检查一遍，别落下什么东西。他想着，慢慢闭上了眼睛，梦里的梯田不再是模糊的影子，而是清晰的田埂，上面走着两个拎着药箱的年轻人，脚印深深浅浅，却一首朝着山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