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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的北风像刀子，刮过李家沟光秃秃的树梢，发出呜呜的鬼叫声。
天阴沉得厉害，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仿佛随时要砸下来。
往年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多少还能闻到点熬猪油、蒸粘豆包的味儿，可今年，空气里只有干冷的土腥气和一种挥之不去的、绝望的饥饿感。
李安邦缩着脖子，裹紧了身上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旧棉袄，跟着生产队的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冻得梆硬的地里刨着最后一点冻僵的萝卜缨子。他五十岁的灵魂在年轻的身体里打着寒颤，不是因为冷，是因为眼前的景象。
“安邦哥，你看……”旁边的狗剩捅了捅他，声音发虚，下巴朝不远处的田埂上努了努。
田埂上，赵老蔫家的二小子，才七八岁的年纪，正蹲在那里，小脸蜡黄蜡黄的，眼窝深陷，像个骷髅头外面绷了层皮。他脚踝肿得老高，皮肤透亮，那是饿出来的水肿。孩子眼神首勾勾地盯着地上，手里攥着一小把枯草根，正一点一点往嘴里塞。
李安邦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不是恶心，是堵得慌。这就是1970年的冬天，记忆里模糊的“困难时期”，如今成了刻骨铭心的现实。生产队的粮仓早就见了底，按人头分的那点红薯干、玉米碴子，掺上剁得碎碎的野菜，熬成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糊糊，也只能勉强吊着命。村里己经有好几家老人孩子开始浮肿了，像赵家二小子那样。
下工的哨音有气无力地响了。李安邦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家走。路过知青点，他下意识地望了一眼。低矮的土坯房窗户糊着破报纸，人影晃动。他仿佛看到付小梅那单薄的身影缩在角落里，冻得瑟瑟发抖。她那双写满城市印记的眼睛，在这片被饥饿笼罩的灰败里，显得格外脆弱。
推开自家那扇吱呀作响的院门，一股熟悉的、带着鱼腥气的暖意扑面而来，让李安邦冻僵的身体稍微活泛了一点。这是他们家最大的秘密，也是唯一的生机。地窖深处那个神秘的小水潭，成了李家沟这片绝望之地唯一的“绿洲”。
堂屋里点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父亲李建国闷头抽着旱烟袋，烟雾缭绕也遮不住他眉心的愁纹。母亲王秀兰正小心翼翼地从一个破瓦罐里往外掏东西——那是最后一点玉米面，掺着麸皮，颜色灰黄。她用手指捻了捻，叹了口气，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爹，这点面，最多再撑两天……秀英和安国正长身体，安邦干活也累，还有爹……” 她没再说下去，眼圈泛红。
爷爷李老栓蜷在炕头，盖着家里唯一一床厚点的旧棉被，咳嗽了几声，声音嘶哑。弟弟李安国烦躁地搓着手，眼睛却时不时瞟向通往地窖的那个黑黢黢的洞口，那里意味着活命的鱼虾。妹妹李秀英懂事地坐在母亲旁边，帮着择一把干巴巴的、没什么油水的野菜叶子，小脸也是菜色。
“娘，别愁。”李安邦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沉重，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明天我和安国再去试试，看能不能多弄点。”
“哥！”安国眼睛一亮，立刻来了精神。
“小心点！”母亲猛地抬头，眼神里满是担忧，“这风刮得邪乎，外面也不太平……”
“知道了，娘。”李安邦点点头。他知道母亲担心什么，黑市、稽查队、村里那些饿红了眼的眼睛。水潭带来的不仅仅是食物，更是悬在头顶的利剑。
夜深了，寒风拍打着窗户纸。李安邦躺在冰冷的土炕上，听着爷爷压抑的咳嗽声和窗外呼啸的风声。饥饿像冰冷的毒蛇，缠绕着整个村庄，也缠绕着李家。水潭里的鱼虾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但也可能是引火烧身的祸根。他翻了个身，看着窗外墨汁般浓重的夜色。
这个冬天，比想象的还要难熬。水潭里的秘密，还能捂多久？
